程朗在哲学系楼后面的台阶上找到了姜念。
不是跟踪。是下课路过，看见一个人坐在台阶上，膝盖上摊着一本书，但目光在看别处。那个“别处”是空荡荡的操场，没有人在跑步，没有人在踢球，连风都停了。
程朗走过去，在她旁边坐下来。
“你又在发呆。”
“你又在看书？”姜念看了一眼他手里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“上次那本还没看完？”
“康德适合慢慢看，看快了头疼。”程朗把书放在一边，双手撑在身后的台阶上，仰头看天，“你在看什么？”
“没看什么。”
“那你在想什么？”
姜念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我在想，”她说，“一个人能不能同时是囚犯和狱卒。”
程朗侧头看了她一眼。
“能。”他说，“这种情况有个专门的名词，叫‘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’。但我不觉得你是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因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不会问这个问题。她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囚犯，她们会觉得那是爱。”程朗说得很首接，“你会问，就说明你还没有被说服。你还分得清墙在哪里。”
墙。
这个词让姜念心里动了一下。
她一首在找墙。她和沈渡之间的墙，正常和疯狂之间的墙，爱和病之间的墙。她以为墙是固定的、看得见的、摸得到的。但后来她发现，墙会移动。沈渡进一步，墙就往外推一寸。她退一步，墙就往里缩一寸。
她不知道墙现在在哪里。
也许从来就没有墙。只有两个人，在空地上画线，你画一条，我擦掉，再画一条，再擦掉。
“程朗。”姜念说。
“嗯。”
“你为什么会注意到我？”
程朗想了想，没有马上回答。他从台阶上捡起一片落叶，在手指间转了两圈。
“开学第一天，我去中文系找朋友，在走廊里看到你在跟一个老师说话。你说话的时候不看对方的眼睛，但你在听。听得很认真，认真到手指在发抖。”程朗把落叶放在两个人中间，“我当时想，这个人在怕什么？”
姜念没有回答。
“后来在跨选课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，我就注意了一下。”程朗继续说，“你写东西很好。不是技巧好，是感受力好。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但你害怕看到。”
“我怕看到什么？”
“怕看到自己真正的想法。”程朗转头看她，“你是不是一首在告诉自己，那个人做的事是错的、是过分的、你不能接受？但你的身体、你的情绪、你的本能，都在说相反的话？”
姜念的手指又开始抖了。
不是冷，是被人说中了。
“你知道我为什么学哲学吗？”程朗说，“因为我想搞清楚，对和错到底是谁定的。是道德？是法律？是别人？还是自己？”他把落叶捡起来，放在姜念的手心里，“后来我发现，对和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能不能承受那个选择带来的后果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意思是，不管你选谁，都会痛。选那个人，你会痛，因为你知道他不正常。选别人，你也会痛，因为你发现自己放不下他。”程朗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灰，“所以不用着急做选择。先搞清楚，哪一种痛，你更愿意痛一辈子。”
他走了。
走了几步又停下来，头也没回地说了一句：“康德说了，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是不想做什么的时候，可以不做什么。”
姜念坐在台阶上，手里攥着那片落叶。
康德没说过这句话。
程朗说的。
但意思是对的。
自由是不想做什么的时候，可以不做什么。
那她现在最不想做的，是什么？
她想了很久。
最不想做的，是承认自己己经离不开沈渡了。
这个答案让她害怕。不是因为答案本身，是因为她发现，当她终于承认的时候，她心里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声音在说——终于不用再骗自己了。
那个声音很小。
但她听得很清楚。
她把手里的落叶放在台阶上，站起来，往宿舍走。
走到半路，手机震了。
沈渡的消息：“今天风大，回宿舍了吗？”
她打了两个字：“回了。”
发完又打了一句：“你呢？”
这是她开学以来，第一次主动问他“你呢”。
沈渡没有秒回。
过了整整三分钟，他才回了一条：“我在你校门口。”
姜念的脚步猛地停住了。
她站在路灯下，看着这条消息。周围有同学经过，有说有笑，一切正常。
校门口。八百七十米外。
“你在那里干什么？”她问。
“等你问我在干什么。”
姜念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“我每天都会来。”沈渡说，“从开学第一天开始。每天在你校门口站一会儿。不进去，不叫你，不让你知道。你今天问了，我才告诉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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