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三下学期的倒计时牌挂在黑板正上方，红色的数字每天减少一个。从一百到九十九，从九十九到九十八，像有人在一下一下地剜着日子。没有人再在下课的时候聊天了，没有人再在走廊上追跑打闹了。每个人都低着头，埋在课本和卷子堆里，偶尔抬起头，眼神是空的，像忘了自己身在何处。
我的数学从初中的88分爬到了一模的112分，周予安教的基础，林屿陪练的题海，我自己磨出来的手感。那些辅助线画了又擦、擦了又画的日子，终于在卷子上开出了花。苏晚说我是“逆袭典范”，我说我只是不想辜负那些被我浪费掉的草稿纸。
林屿的成绩一首稳在年级前二十，他想考本市的大学，我想考的也是本市的大学。我们没有说破，但彼此都知道，那个“本市”不是指城市，是指对方。
西月的一个周末，学校组织了礼。操场搭起了红色的拱门，上面写着“十八而志”。女生们穿了裙子，男生们穿了衬衫，大家都在拍照，笑得很开心，好像十八岁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。我穿了件淡蓝色的连衣裙，是苏晚陪我挑的，她说“你皮肤白，穿蓝色好看”。头发长了一点，到肩膀了，没有扎起来，披着。林屿看见我的时候愣了一下，然后说“好看”。和以前一样，和每一次一样。但这次他的耳朵没有红，他笑着，眼睛亮亮的，像早就知道我会好看一样。
礼有一个环节，每个人上台从校长手里接过一本《宪法》，然后鞠躬，然后下台。很简单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鞠躬的时候鼻子忽然酸了。不是因为感动，是因为想起西年前的开学典礼，我也是这样站在台上，从校长手里接过新书。那时候我十三岁，短发，校服大了一号，笑得眼睛弯成月牙。现在十八岁，头发长了，校服换成了连衣裙，笑还是笑，但不一样了。那时候的笑是真的开心，现在的笑是告诉自己“要开心”。要开心，因为长大了。长大了，就不能随便哭了。
仪式结束后，大家在操场上拍照。苏晚拉着我拍了好多张，单人的，双人的，集体的。林屿站在旁边，没有凑过来，也没有走远。苏晚喊他“林屿，过来一起拍”，他走过来，站在我旁边，中间隔了一个拳头的距离。苏晚说“近一点近一点”，他往我这边挪了一点，肩膀碰着我的肩膀。相机咔嚓一声，拍下了我们第一张合照。不是偷拍，不是抓拍，是认认真真地，站在阳光下，肩并肩地，拍了一张合照。
“再拍一张。”苏晚说。
林屿没有动，我也没有动。阳光照在我们身上，把两个人照成金色。风吹过来，我的头发被吹到脸上，遮住了眼睛。我伸手拨开，他也伸手，手指碰到我的手指，然后缩回去。那个动作很快，但我感觉到了。他的手指是温的，不烫，不凉，刚好。
“好了。”苏晚说。
林屿把手插回口袋里，看着远处。我也看着远处。操场上有人在放气球，五颜六色的，飘到天上，越来越小，最后看不见了。
“许愿了吗？”林屿问。
“没有。”
“为什么不许？”
“因为许了也不会灵。”
他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你许过什么愿？”
我看着那些气球，想起十七岁生日那天，苏晚问我许了什么愿，我说“说了就不灵了”。其实不是怕不灵，是怕说出来之后，连自己都觉得可笑。我想回到过去，回到初一，回到那张课桌，回到他坐在旁边翻课本翻得哗哗响的时候。这个愿望，说了也不会灵。因为回不去了。
“忘了。”我说。
他点点头，没再问。
晚上，班级聚餐。大家在KTV里唱歌，有人哭了，有人笑了，有人抱着不撒手。我坐在角落里，手里拿着话筒，没有唱。苏晚唱了一首《那些年》，唱到“又回到最初的起点”的时候，她哭了。我递纸巾给她，她接过去，擦了擦眼泪，继续唱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我拿起来，是周予安的短信。陌生号码，只有一句话：“听说你们今天礼。”我看着那行字，忽然不知道该回什么。他知道我们礼，是林屿告诉他的，还是苏晚？也许是林屿。林屿总是这样，什么都不说，但什么都做了。他告诉周予安今天礼，也许是想让他知道，我十八岁了。也许是想让他知道，我己经不是那个会因为他的消息而心跳加速的女孩了。
“嗯。”我回。
“开心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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