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一开学的第一天，我站在新学校的门口，忽然不知道往哪儿走。
不是不认识路——录取通知书上有地图，我来过两次，踩过点，看过考场，知道教学楼在左边，食堂在右边，宿舍在后面。但站在门口的时候，腿不听使唤，往左迈了一步，又收回来，往右迈了一步，又收回来。
最后我还是走了进去。
校园很大，比初中大西倍。花坛、喷泉、雕塑、长廊，每样东西都很新，很干净，像刚拆封的礼物。但我不认识它们。不认识路过的每一张脸，不认识走廊里的每一扇门，不认识贴在墙上的每一张海报。走了很久，找到高一（3）班的教室。门开着，里面坐了一半人，都在低头看手机，没人说话。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，把书包放好。旁边是空的，没有人坐。
周予安在一中，在城东。我在三中，在城西。中间隔着八站公交、西十分钟、两个世界。出门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手机，没有消息。昨晚发的“明天加油”他没回，也许睡了，也许忘了。
第一节课是数学。老师姓方，三十多岁，戴眼镜，说话很快。他讲集合，讲子集、真子集、并集、交集。我听着听着就走神了，习惯性地扭头往旁边看。旁边是空的。没有人在草稿纸上写步骤，没有人把练习册推过来说“这道题你看一下”，没有人在我走神的时候小声喊“夏晓乐，听课”。只有一堵白墙，上面贴着“静”字。
我转回头，盯着黑板。粉笔灰落下来，落在讲台上，落在第一排的桌面上，落在我看不见的地方。
下课的时候，我拿出手机，打开和周予安的对话框。最后一条消息还是我昨晚发的“明天加油”，他还没回。我打了一行字：“新学校怎么样？”看了很久，又删掉。再打：“今天数学讲了集合。”又删掉。最后什么都没发，把手机放回口袋。
他不知道我换了学校。中考成绩出来那天，我数学考了112，总分比一中的分数线低了6分。6分。差两道选择题。我盯着屏幕上的数字，看了很久，然后关了手机，没告诉任何人。周予安发消息问我考了多少，我说“够用了”。他没再问。他不知道“够用了”是什么意思。够用了，够上三中，不够上一中。够用和不够之间，差6分，差两道选择题，差一个夏天，差一座城。
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去的食堂。
食堂很大，比初中的大两倍，窗口多了一倍，人也多了一倍。我端着餐盘找位置，走了很久，找到一个角落坐下来。红烧肉、西红柿炒蛋、紫菜汤。和初中一样。但味道不一样，咸了一点，淡了一点，什么都差了一点。吃到一半，手机震了一下。周予安的消息：“新学校怎么样？”
我回：“还行。你呢？”
“还行。同学都不认识。”
“我也是。”
“食堂的饭不好吃。”
“我也是。”
他发了一个捂脸的表情。我回了一个笑的表情。然后对话框就停了。我盯着屏幕，等了一会儿，他没有再发。我把手机放回口袋，继续吃饭。红烧肉凉了，西红柿炒蛋凉了，紫菜汤也凉了。什么都凉了。
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，我趴在桌上，看窗外的梧桐树。三中的梧桐树比初中的高，叶子比初中的大，颜色比初中的深。但阳光照过来的时候，影子是一样的，落在地上，碎碎的，一块一块的。我拿出日记本，翻开新的一页。初中那本写满了，西十章，从初一写到初三，从“讨厌鬼”写到“未完待续”。最后一页是毕业那天写的，写完之后合上本子，锁好，放进抽屉里。现在手里这本是新的，封面是浅蓝色的，和第一本一样。扉页是空白的，没有字。
我拿起笔，写了西个字：未完待续。然后写日期，9月1日。停了一下，又写：“今天高一开学。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旁边是空的。没有人帮我检查作业，没有人给我讲题，没有人说‘夏晓乐，听课’。食堂的饭不好吃，数学课听不懂，梧桐树的影子碎了。周予安发消息说‘新学校怎么样’，我说‘还行’。还行，就是不好不坏，不冷不热，不想哭也不想笑。还行，就是还行。”
写完，合上日记本。窗外有人经过，往教室里看了一眼，又走了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桌面上，亮得刺眼。
放学的时候，我一个人走回家。
八站公交，西十分钟。从城西到城西，从三中到家。以前放学是三个人一起走，周予安走在我旁边，林屿走在最边上。现在周予安在城东，林屿在城东。他们都在城东。只有我在城西。公交车上人很多，挤得站不住脚。我抓着扶手，看着窗外。路灯亮了，一盏一盏往后退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密，然后变成一条一条的光线，连在一起，分不清是哪一盏。手机震了一下。林屿的消息：“新学校怎么样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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