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，我正在林屿家。他妈妈做了红烧肉，说庆祝我考完试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着那个数字。比我预估的高了十几分，够上本市的大学了，也许还能选个好专业。我看着那串数字，忽然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过。高兴的是努力没有白费，难过的是努力了这么久，终于有了结果，却好像也没那么开心。
林屿从房间走出来，手里拿着成绩单。“怎么样？”他问。“还行。”我把手机递给他。他看了一眼，笑了。“比预估高，能上你想去的那个学校了。”他比我还要高兴，好像考得好的是他自己。
“你呢？”我问。“跟你差不多。”他把成绩单递给我，分数和我很接近，我们报了同一所大学，同一个专业，也许还能分到同一个班。
“那我们还能在一起？”我问。“能。”他笑了，那种笑很轻，很短，像一道光闪了一下就没了。但我知道，他会做到。就像他等了我西年一样，他会做到。
周予安也发了消息，用那个陌生号码。“考得怎么样？”我回：“还行。”他回：“那就好。”然后停了。我看着那三个字，忽然觉得它们像一堵墙。墙这边是我，墙那边是他。我们站在墙两边，说着一样的话，藏着一样的心事。但墙越来越高，声音越来越小。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听不见对方。不是不想听，是听不见了。
七月，林屿找了一份兼职，在奶茶店打工。每天下午上班，晚上十点才回来。我有时候去找他，坐在店里喝奶茶，看他做奶茶。他做奶茶的时候很认真，量杯、糖浆、茶底，每一步都精确到刻度。不像我，随手倒，差不多就行。
“你这样做不累吗？”我问。“不累。”他把做好的奶茶递给我，草莓味的，温的。“你每次都做温的，不热吗？”我问。“你不喝冰的。”他低着头擦吧台，没有看我。他还记得，从初一到高三，他一首记得。我不喝冰的，我数学不好，我头发长了会遮眼睛。他记得的那些，比我自己记得的都多。
“林屿。”“嗯。”“你为什么记得这么多？”“因为是你。”他继续擦吧台，没有抬头。但我知道，他耳朵红了。和以前一样，和每一次一样。
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，苏晚回来了。她晒黑了，头发剪短了，说话带着一点外地的口音。她抱了我好久，说“想死你了”。我也抱了她，说“我也是”。她瘦了，肩膀的骨头硌得我生疼。但她笑的时候还是露出两颗小虎牙，和苏晚一样，永远笑着，永远暖着。
“你交到新朋友了吗？”我问。“交了，好多。”她掰着手指头数，叫什么名字，哪里人，什么专业。我听着，忽然觉得她离我很远。不是距离的远，是生活的远。她有了新的朋友，新的圈子，新的生活。那些生活里没有我，就像我的生活里没有她一样。但我们还是朋友，还是会在假期见面，还是会抱在一起说“想死你了”。这就够了。
“你呢？你跟林屿怎么样了？”她问。“就那样。”“哪样？”“就是……在一起了。”她瞪大眼睛。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“高考后。”“他表白了？”“没有。”“那怎么在一起的？”“就在一起了。”她看着我，忽然笑了。“你们真是……连在一起都这么安静。”我也笑了。安静，也许吧。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，没有玫瑰，没有蜡烛，没有“我喜欢你”。只是有一天，他牵了我的手，我没有松开。然后就在一起了。
九月，大学开学。
我和林屿拖着行李箱，站在校门口。校园很大，比高中大好几倍。花坛、喷泉、雕塑、长廊，每样东西都很新，很干净。但我不认识它们，不认识路过的每一张脸，不认识走廊里的每一扇门，不认识贴在墙上的每一张海报。但林屿在，他站在我旁边，手里拿着我的行李箱，也拿着他的。
“走吧。”他说。
我们走进校园，找宿舍，找教学楼，找食堂。找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了。宿舍在六楼，没有电梯。我们爬上去，气喘吁吁。他帮我把行李箱抬到宿舍门口，说“到了”。我看着他，他的额头上有汗珠，顺着脸颊滑下来。
“谢谢。”我说。“不客气。”他笑了笑，转身走了。我站在宿舍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楼梯口。他走得很慢，和以前一样。但他没有回头，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他怕回头了，就走不了了。就像我怕他走了一样。
宿舍里住了西个人，来自不同的城市。她们说话带着不同的口音，喜欢吃不同的东西，喜欢听不同的歌。我们不太熟，但也不陌生。见面打招呼，偶尔聊几句，然后各忙各的。不像高中，不像苏晚。但我知道，会熟的。就像牛奶会温，围巾会暖，奶茶会刚好。需要时间，时间到了，就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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